中国山水画传统博大而精深，历经一千六百多年，从南北朝开始，山水画成为独立的画科，成熟于五代，在宋元时达到高峰，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的代表。虽然在清代呈低迷之势，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在近现代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经过历代山水画家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山水画形成了以笔墨、技法、构图为主的一整套成熟的法度，从五代的荆、关、董、巨到近现代的傅抱石、李可染，虽然每一位山水大师的画风不同，但都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有的画家如黄宾虹先生的画看似不经意，实是法度完备、蕴含古意而混化无迹的高超境界。
在他们极具个性的笔墨之中表现的是个人的感受和时代精神，但蕴含在笔墨和画面深处的是高品位的审美——古意。藏在傅抱石先生潇洒笔墨之中的是魏晋风流，李可染先生深沉的画面之中矗立的是五代北宋中正的山水审美，这就是赵孟頫倡导的“古意”。
赵孟頫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认为“古意”是中国画的内在精神，若失去了这种精神，画得再工整也无用。赵孟頫所倡导的“古意”，就是晋唐的审美气韵和书画同源的用笔。在《双松平远图》后的题跋中道：“盖自唐以来，如王右丞、大小李将军、郑广文法公奇绝之迹，不能一二见。至五代荆、关、董、范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赵孟頫认为，如果晋唐的山水学不到，必须学五代诸家的山水气象和笔墨方为正宗。
他的“古意”观，不但影响了元、明山水画的发展，对今后的山水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也影响深远。因为他所提倡的“古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到北宋欧阳修的“复古”，其实都是借古开今，他们提倡汉之前的朴素文风来直抒胸臆，反对所谓的“新、奇、怪”，而赵孟頫正是以他那高屋建瓴的学识和无人可及的艺术修养在当时力倡“复晋、唐、五代之古意”，从而扭转了当时求险求怪的画风，并将山水艺术继北宋之后再次推向尚意的高峰。赵孟頫提倡的“古意”，对于现代的山水艺术来说，也非常重要。
“古意”是山水艺术精神和文化的核心，因为“古意”绝不是复制和陈腐，它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高层次的“审美”，只有学到并运用这种“古意”，笔下的作品才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否则只能是“无源之水”。现今提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要补上这一课。学习并真正认识“古意”之美，对当代学习山水画更是非常重要的。
学习古意之法，应从“高处起，专处入”。所谓“高处起”，就是要“取法乎上”，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因此学习传统首先起点要高，要选取传统中之精华，研习古代大师的代表作品。
第一，学习五代、北宋山水之法度，和朴素中正的古意之美。
清初山水大师龚贤在论及学习山水画时说：“画必综理宋元，然后散为逸品，虽疏疏数笔，其中六法咸备，有画格，有文气……” 道出了学习山水画的正途，那就是取法宋元。五代北宋山水境界宏达，法度严谨，技法完备，用笔朴厚，是水墨山水画正源，充满汉唐恢宏之气。江南有董源巨然，他们被文人画家奉为山水之鼻祖，《宣和画谱》评说：“至其自出胸臆，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
董巨的画风在技法方面创造了长、短披麻皴法，写江南山水之意境，如米芾所说“平淡天真，格高无比”。他们直接影响了文人画的发展，可以说没有董巨就没有后来的文人画。通过深入研究他们传世的经典作品，如《潇湘图》《秋山问道图》等，学习他们苍润的笔墨、朴厚的技法和平淡天真的苍茫幽深画境。
以范宽、李成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法度严谨，范宽的名作《溪山行旅图》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表现北方山水的经典作品，可谓无上神品。该图的布局为“纪念碑式”的经典构图，气势撼人，用笔“抢笔出锋”，笔法苍劲，墨气浑厚，整幅画布局严谨，从点景人物到山峰树木皆一笔不苟，深入刻画，同时浑然一体，尽精微，致广大，完美表现天人合一的雄伟的气象。通过研究董巨和范宽，理解并学习到了北宋画家对自然万物的深入观察与刻画的方法，把握尽精微与致广大的辩证关系，也就是严谨的法度与写意精神在画面上的统一。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到五代、北宋山水那充满汉唐文化精神的古朴、恢宏的“古意”气象。
第二，读书养气上追晋唐“高古”之美。
从东晋到唐代，是山水画兴起时期。山水画为什么能在这一时期形成？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追根溯源，晋唐时期的“古意”正是山水画的文化核心。在魏晋之前，我们的先人对山水是以“神”塑之的。《尚书》上言“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秦汉时期帝王“封禅”，可见上古之人对于大山的崇拜。
晋时期天下大乱，一大批文人隐居山林谈玄、求佛，在青山绿水之间，独寻山水之乐成了文人寻求心灵的慰藉的人生追求。人们对山水的认识，终于由“神望”转变为“亲近”。顾恺之形容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左思则诗云“山水有清音”，陶渊明隐居于山中，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对山水吟咏，使登山临水成为当时文人的生活方式，这为山水画出现并在日后成为中国画的代表奠定了人文基础。
凡中外绘画最初都有宣传功能，如西方的宗教绘画，中国绘画也是如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开篇即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因此，中国绘画开始也是以“育人”为主，但是山水画的兴起和功能却不在于“育人”，更不在于“宣传”，宗炳首次提出山水画的功能和目的：“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畅神”，也就是后来的“写心”。因此山水画从魏晋时期出现之初即以抒发个人自由精神为唯一目的，也就是“魏晋风度”的表现，从无“宣传”的羁绊。之后的王微在《叙画》中进一步说到山水画“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之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王微叙述的正是中国山水画家所要追求的真正的创作精神，也就是以抒写个人自由的精神为目的的“古意审美”，这种“古意之美”表现在画面上就是晋唐山水朴素的用笔、高古的线条和朴厚的设色，他们共同构成了“古意之美”。
在深入学习北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上追晋唐山水，这一时期的山水以青绿为代表，重点要学习他们的古雅的审美，进而学习用笔用色和高古的气韵，这就是赵孟頫所倡导的高雅的“古意”，我们就是要学习晋唐时期以淡雅、朴素高古的艺术思想来表达心中畅神而高逸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借古开今的艺术精神。
因此古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古意绝不是陈腐，古意是中国画的至高的艺术精神，是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核心，是否懂得古意，决定了一个画家未来的艺术层次的高低。
对于一名致力于山水画研究的画家来讲，真正要学到古意的精髓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除了上述专业学习，同时还要读书并研究书法，体会和运用书法用笔。以书入画是学习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孟頫提倡的“书画同源”，将书法进一步引入绘画之中，充分发挥了笔墨在绘画中的作用，尤其以篆书用笔入画不仅加强了点线的表现力，更重要的是与晋唐山水画的用笔相通，能充分表现画家的高古的审美、修养、境界、性情等精神内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持之以恒。同时还要如董其昌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法和读书养气，是能否成为高格调书画家的关键，很多画家手上的功夫很好，但艺术境界最终无法升华，就是因为读书太少，总之中国画的传统是一个从具体技法到读书养气的整体而综合的学习过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对传统的学习，对古意之美的追求，是每个致力于中国画的学生一生要下的功夫！
画院的正式产生有唐代说、五代后蜀说、五代南唐说、北宋说等多种主张。而在出现专门的画院机构之前，就已有直接服务于宫廷的职业画家了。《庄子·田子方》上记载春秋末期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这些为国君作画的“史”，当是早期的宫廷画家。唐代在掌管图书的集贤殿书院下设画院，设有“画直八人”以及画工多人，主要从事绘画及皇家书画藏品的修复、保管等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院。
宫廷画院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突然的结果，而有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在唐代正式设立画院以前，历代都有将精于医药、占卜、星相、书法、绘画等技艺的各种专门性人才储于特定机构以服务宫廷的传统，当时虽未有专门的画院，但选拔精于绘画之人进入宫廷服务，实是中国画院制度的滥觞。所以，在出现专门的画院机构之前，就已有直接服务于宫廷的职业画家了。通常认为，周原宫殿遗址上残存的壁画很有可能是西周时期宫廷画家的作品，《庄子·田子方》上记载春秋末期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这些为国君作画的“史”，当是早期的宫廷画家，故后代多以“画史”来称呼宫廷画家。
探寻中国历史上画院形制的源头，三代之制实渺不可考，仅就秦汉以来的源流略述一二。秦王朝一统天下，规模百代，惜其对于宫廷画家的管理却未有片言只语流传下来。《史记》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始皇统一天下，每灭一国便派画家图绘其宫室，在咸阳加以仿制，秦宫中存在服务宫廷的职业画家当无疑问。现存秦咸阳宫遗址中也发现了壁画残片，这或许也是秦代宫廷画家的作品。
汉代以后，对宫廷画家的管理机构逐渐清晰，《汉书·霍光传》记载：“上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注称：“黄门之署，任职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汉代的内廷机构“黄门之署”隶属有各类人才，画家也在此中，只是其职责较广，还不是单纯的画院机构。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了西汉元帝时宫廷画家为宫女画像时收受贿赂，将不肯行贿的王昭君故意画丑的故事，并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宫廷画家的名字，如擅长人形的毛延寿，擅长牛马的陈敞、刘白、龚宽，擅长布色的阳望、樊育等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有关汉代宫廷画家的史料。
东汉时期，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积奇艺，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上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由于史料的缺乏，汉明帝时所创立的画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还很难说清，是一个单纯的绘画创作场所还是兼有对画家管理的职能，尚无法分辨，如系专门机构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院。
汉代以来的对宫廷画家的管理措施和相关制度为画院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唐代在掌管图书的集贤殿书院下设画院，设有“画直八人”以及画工多人，主要从事绘画及皇家书画藏品的修复、保管等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院。另外唐代玄宗时设翰林院，其中也有部分宫廷画家。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翰林待诏“各别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唐代的翰林院有些类似汉代的“黄门之署”，而分院廩之，似乎各类技艺人才亦有相对独立的管理者，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此外，唐代昭文馆、弘文馆等机构也隶属有不少画家。
绘画艺术经历了唐代的大发展，至五代宋初更趋成熟，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杰出人物。山水画发展到高峰，涌现出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在人物、花鸟画领域，同样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画家，如周文矩、顾闳中、徐熙、黄筌等人。五代时期的一些帝王对绘画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大力奖掖扶持画家和绘画艺术，尤以南唐和前后蜀最为典型，形成了金陵和成都两大绘画艺术中心，云集了大批当时最优秀的画家。今天所知的五代时期的著名画家大都出自上述两个地区。如南唐的徐熙、董源、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赵幹、卫贤，后蜀的黄筌、黄居寀、阮知诲、阮惟德等，这些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画家大多为南唐和后蜀的宫廷画家，其中一些人还有作品流传至今。同一时期的南唐和前后蜀政权仍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将宫廷画家隶属于翰林院中，但画家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后蜀国君孟昶委派画家黄筌任“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执掌翰林院。
北宋结束了五代的分裂局面，后蜀和南唐的一大批宫廷画家随其旧主被集中到了开封，如后蜀的黄筌、黄居寀、赵元长、高文进、夏侯延佑等，南唐的王齐翰、周文矩、徐崇嗣、厉昭庆、顾德谦等。和他们君主的命运不同，他们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受到宋朝统治者的优待，黄筌、黄居寀父子更是深得宋太宗的青睐，“黄家富贵”的花鸟画画风主导了宋初的画坛达数十年之久。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美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翰林图画院”。
北宋太祖朝（960—976）已有画院机构，后又于太宗雍熙元年（984）正式设立翰林图画院，其后历经百余年不断发展，到北宋末期宋徽宗在位时期，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宫廷画院制度，中国绘画艺术在此期间也达到了一个灿烂辉煌的高峰，这无疑和宋代画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
因为史料的缺乏，与南北宋相对峙的辽、金两朝画院情况尚多有疑问，但无论辽、金都有宫廷画家。《辽史》记载辽代翰林院下有“翰林画院”，设有“翰林画待诏”，金代则有宫廷画家隶“祗应司”。山西繁峙县岩山寺金代壁画的作者之一王逵，据该寺正隆三年（1158）所立石碑的记载，其身份为“御前承应画匠”，金代很可能和宋代一样设有画院。
元灭宋以后，并没有继承宋代的画院制度，未设立宫廷画院，但同样存在一些宫廷画家。来自草原的蒙古族虽入主中原，但仍保持着浓烈的草原气息，有其本民族的审美爱好。元代立国之初，蒙古贵族对于汉人的绘画艺术并无特殊爱好，画院被废除，这和元朝统治者汉化程度不深，艺术趣味与汉民族不同有很大关系。虽然元代中后期的个别帝王如仁宗、文宗等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也雅好绘画艺术，在其统治时期进行过一些绘画的创作及收藏鉴赏活动，也颇有一些官员通过绘画才能得幸而步入仕途，元代的奎章阁也收藏有大量的古代书画作品，但元代始终未恢复传统的画院制度。由于元代科举不兴，文人多不能以科举入仕，遂寄情于书画、小说、戏曲等创作，这使得文人画在元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宫廷画院的创立与帝王个人的艺术需要密切相关，雅好绘画艺术的君王设置专门机构安置身边的画家，扶植绘画创作，进行艺术上的交流，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虽然宫廷画家的工作有时兼有提供国家公共服务的性质，但总体来看其日常创作活动主要还是直接服务于皇帝个人。虽然如此，不可否认画院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绘画人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其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
明朝建立后，典章制度多越过元代而直承唐宋，力图消除元代的影响。孟森认为，明代“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在画院制度上，明代参考前代，特别是吸收了宋代画院制度的特点，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画院制度。在统治者的大力奖掖扶持之下，明代前期的画坛为画院画家及与院体风格渊源极深的浙派画家所主导，使宫廷绘画继宋代以后又一次站上了顶峰。
画院画家多系职业画家出身，经历了较为严格的绘画专业训练，但多不擅长诗文创作，多数宫廷画家不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明代中后期文人画兴起以后，特别是受到“南北宗说”的影响，明代宫廷画家的作品往往被贬斥为“匠气”而受到轻视。明代后期，文人画占据了主流地位，文人士大夫们事务之暇游戏翰墨，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绘画上强调独特的水墨意境和独有的文人意趣，以获得精神上的舒缓和解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以宫廷绘画为代表的院体、浙派风格在画坛日渐失势，流绪至今，宣纸上的水墨写意绘画几乎成为中国画的全部。清代宫廷中的院体画以纪实性地反映皇帝出巡、大型典礼、战争、军队操演等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场景以及帝后、功臣肖像等内容为主，更多的还是起记录作用，这些作品虽然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却在文人画主导的清代画坛没有太大影响力。
注：本文节选自《明代画院研究（修订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原标题为《历代画院发展概述》。